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朱德在长征中的历史贡献

‍作 者：水 石

2026年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朱德诞辰140周年，逝世50周年。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20世纪是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朱德是唯一先后担任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人。朱德与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身经百战，历尽艰险，功勋卓著。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红军长征是极其艰难又灿烂辉煌的一段。朱德在每一个重大关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一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佃农家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和无数仁人志士一样，苦苦思索和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09年，他离开家乡远赴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他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积极投身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参加了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成为滇军名将。

朱德目睹军阀混战使国家陷入四分五裂境地，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毅然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先到上海、北京，后又远渡重洋，执着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1922年，36岁的朱德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由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周恩来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共产主义崇高事业。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朱德负责部队撤退的掩护。他率部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后向江西转移。由于敌强我弱，部队伤亡很大。到江西天心圩时，部队不足千人，团以上干部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濒临绝境，军心不稳，人心思变。在这紧要关头，朱德站了出来。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

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指战员们真切感受到了信仰的坚定与革命的信心。

朱德带着这支队伍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又经过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行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诞生。

从此，“朱毛”闻名世界，成为红军的旗帜，成为战胜反动派的人民的旗帜。

“朱毛”红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央红军，总司令是朱德，总政委是毛泽东。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还是工作队，建立革命政权，开辟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中央苏区）。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毛泽东任主席。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中央苏区范围扩展到28个县，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拥有15座县城，人口250多万，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发展。

朱德先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围剿”。

后来，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党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和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二

长征初期，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红军损失惨重，湘江一战，由8万人剩下3万人，前途渺茫。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重要转折点，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朱德参加了遵义会议。在会议上，朱德在王稼祥、张闻天之后第三个发言。伍修权在其回忆录中写到：“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紧急关头，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不久，中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

1935年3月4日，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部队的统一领导，中革军委决定在遵义设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

在遵义会议之后的土城战役中，由于情报的不准确，对敌方实力估计不足，红军遭遇了强大的攻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朱德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战斗。毛泽东说你是总司令，子弹又不长眼睛，安全问题还得考虑。朱德说，敌人的子弹不会打中我朱德的，敌人怕我，子弹也怕我，子弹碰见我朱德就拐着走了。他这么一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朱德的亲自指挥，最终确保红军顺利脱险。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关键时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的一次重要战役。 

1935年1月至1935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指挥三万红军驰骋在云贵川，四渡赤水河、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1935年5月，朱德利用与彝族同胞打交道的经验，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领导红军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使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这个布告，首次提出“万里长征”这个概念。

三

1935年6月初，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突破国民党军的芦山、宝兴防线，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6月18日，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开创新的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军会师后，在战略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时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依仗掌握着四方面军强大兵力，个人野心膨胀，主张南下川康边或西进青海、新疆。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坚决站在中央的正确路线一边。

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但是，张国焘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为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随右路军行动。

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后，中共中央一再致电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抓住甘肃南部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共同迅速北进，开创新局面。然而张国焘制造种种借口，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的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并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1、第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的俄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红军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转战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后，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第4、第30军共约8万人分别从阿坝、包座地区南下。广大指战员不顾饥疲与险阻，再过草地，下旬全部集结于党坝、松岗、马塘地区。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脚木足）另立党的“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道路。

朱德、刘伯承等人随左路军行动，处境极其危险。但朱德展现出了超人的坚定意志和政治智慧。他和刘伯承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始终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攻击党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张国焘多次要朱德表明态度，反对中央北上，并隔绝和毛泽东的一切联系。

朱德立场坚定，原则问题，毫不妥协。他明确表示：你这种做法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反对中央，要接受中央领导。并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朱德讲究斗争策略，稳住部队，保护同志，在逆境中播下团结的种子，最大限度地保存革命力量，并最终将这支队伍带回正确的北上路线。

在张国焘的严密封锁和打压下，朱德没有采取硬碰硬、可能导致队伍火并的方式。用极其耐心、细致且充满智慧的方式做工作。首先从红四方面军的核心领导人入手，尤其是与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保持着密切沟通。他与徐向前恳谈。徐向前作为军事总指挥，对朱德十分敬重。朱德常与他一起行军、指挥作战，途中坦诚地分析时局，对比北上和南下路线的利弊。他强调“天下红军是一家”的道理，这种润物无声的交流，使徐向前在内心深处始终不认同分裂行为，为后来红四方面军重新北上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徐向前曾回忆，那时他虽不便公开反对张国焘，但心里是拥护朱德、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他对陈昌浩既斗争又团结。陈昌浩当时紧跟张国焘，但朱德仍以宽厚态度待他，摆事实讲道理，尽量争取其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减少阻力。

面对广大四方面军指战员，朱德不能直接公开反对张国焘，于是他以红军总司令、一位宽厚长者的身份，将大道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话，见缝插针地进行引导。部队在懋功、炉霍、甘孜一带休整时，他常去训练场、营地，给官兵们讲红军的历史和传统，尤其是讲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和创建中央苏区的艰辛历程。他用历史告诉大家，只要内部团结一致，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些讲话客观上在提醒大家，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一个整体，绝不可分裂。朱德经常与战士们一起搞文体活动，下棋是他的“法宝”。他一面下棋，一面和围观的战士们聊天：“南下打军阀，军阀的碉堡可多了，我们的好同志都牺牲在那里，划不来呦。” 他顺势引导：“还是北上好，那里离抗日前线近，去打日本鬼子，全国人民都拥护我们。” 他总能把南下遭遇的困难与北上抗日的希望结合起来讲。他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暖人心。他看到四方面军被服厂缺材料，就帮忙协调；看到部队野菜吃得不对，就教大家辨识。这位总司令的细心关怀，极大地拉近了与四方面军官兵的感情，使他的劝解和引导更容易被接受。

朱德坚决抵制错误的清洗，保护同志，巩固队伍，稳定军心，防止事态恶化。张国焘为控制部队，对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和一些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击。朱德总是挺身而出，严厉警告：“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 他用自己的威望，保护了刘伯承等许多重要干部免受更严重的迫害。这些被保护的人后来都成为维护团结的中坚力量。他在任何场合都反复重申“红军不打红军”，强调，这是的铁律。他告诫各级干部，无论有什么分歧，枪口绝对不准对准自己兄弟部队。这句话成为红四方面军中一道无形的命令，确保了在最紧张的时刻，也没有发生自相残杀的悲剧。

张国焘带领的南下部队在百丈关等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从8万人锐减到4万人，事实证明了南下方针的失败。同时，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林育英）也以国际代表身份致电，要求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在这内外交困之际，朱德抓住时机，引导大家反思：南下到底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待不下去了？他与徐向前等四方面军领导人一起，反复劝说张国焘回心转意。

四

1934年10月，湘鄂西红军第二军团和湘赣的第六军团会师后，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部队发展到1.7万人。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地区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6月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936年7月5日，奉中革军委命令，红2、红6军团与红32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是迫使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的决定性阶段。在这场斗争中，朱德、贺龙、任弼时等人形成了坚强合力，策略清晰、行动果断。

会师前，朱德就已开始布局。他亲自迎接二、六军团，并向贺龙、任弼时详细通报了张国焘分裂党和另立中央的全部情况，防止他们被蒙蔽。同时，他协调成立了以红二方面军为主的后卫军，有效分散了张国焘对部队的控制力。

这时，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师以后，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并于10日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北上。但张国焘仍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企图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受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抵制和反对。

在庆祝会师的干部会议上，张国焘试图继续散播对中央北上的不满。任弼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鲜明的党性立即当面驳斥，强调只有北上才是出路，这是红二方面军领导首次公开、明确地反对张国焘路线。贺龙则用洪亮的声音打趣“这里是共产党开会，还是军阀开会？”，巧妙地警告了分裂行为。

张国焘曾派人到二、六军团进行分化游说，并送去攻击中央的材料。贺龙、任弼时态度强硬：材料一概扣下，人员不准乱跑。贺龙更是直接下令，张国焘派来的人必须在指定地点活动，并警告“不准在部队里散布任何反对中央的言论”。这彻底挫败了张国焘的拉拢企图。

朱德利用总司令职权，提出红二方面军为后卫，贺龙、任弼时心领神会，坚决拥护。这一安排极具远见，使部队在过草地时，二方面军实际上成了防止张国焘中途变卦、继续西进的制衡力量。同时，刘伯承也被朱德力邀加入二方面军，进一步加强了正确路线的力量。贺龙还以“换马”为由，为二方面军补充了物资，增强了独立行动的能力。

最终，这场斗争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而告一段落。整个过程之所以高效，得益于朱德的前期铺垫、任弼时的政治权威、贺龙的军事实力，三者紧密结合，是一次团结斗争的典范。

在朱德、贺龙、任弼时等人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后，部队面临的第一个生死考验就是茫茫水草地。

这次过草地有两大特点：部队规模空前，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分三路纵队并进；人数众多，物资消耗极快。

为防止张国焘中途变卦，朱德精心安排了北上路线：分路北上，相互策应。红四方面军分为左、中两路纵队先行；红二方面军为右路纵队，稍后跟进。朱德随红四方面军行动。他坚持随红四方面军主力一起过草地，核心目的依然是稳住这支部队，确保北上进程不出现倒退。红二方面军担任后卫的深意：让红二方面军殿后，客观上是切断张国焘回头路的战略举措，防止他再度萌生南下或西进的念头。

1936年7月初，部队陆续进入草地。这次虽有一定准备，但数万人的大军连续行进，粮食很快告罄，筹粮的极度困难。在甘孜等地，藏民深受反动宣传影响提前躲避，朱德亲自带领指战员帮助留守的藏民收割青稞，并留下借条或银元。即便如此，每人分到的青稞面依然极少。

进入草地不久，红二方面军全面断粮。贺龙忍痛下令宰杀随军驮物、屡立战功的骡子分食，自己心爱的坐骑也在其中。他还组织试吃野菜的“敢死队”，寻找一切能充饥的草根。

朱德将自己的干粮分给伤员，自己却在遍地沼泽的草地上，蹲下身教战士们辨识可以食用的野葱、野蒜。他甚至发明了“煮皮带”的方法，并开玩笑说：“这可是‘红烧肉皮’，很有嚼劲。”他的这种乐观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红军各部相互扶持的生死情谊，上演了感人至深的互助场景。

先行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在走出草地边缘后，尽管自身同样疲惫，仍组成收容队，带着炒面回头接应后续部队。草地气候瞬息万变，冰雹、暴雨、烈日交替。战士们手拉手，用绑腿布连成“保险绳”涉过沼泽泥潭。许多战士因腹泻、疟疾或误食毒草而长眠于此。红二方面军是最后一支过草地的队伍，承受了最大的断粮之苦。当后卫部队走出草地到达哈达铺时，许多面黄肌瘦的战士一头扎进街边的烧饼铺，急得卫生员不得不大声劝阻极度饥饿的战士们慢点进食。

1936年8月上旬，红军各部终于陆续走出草地。这次北上过草地，是朱德所说的“把拳头攥在一起”的过程。它不仅在军事上摆脱了南下的绝境，更在政治上标志着张国焘分裂路线的彻底破产。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和宁夏将台堡的胜利会师，是长征胜利的标志，也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节点。

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转战14个省，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通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

长征的核心意义，是选择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从此，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从长征的终点出发，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

朱德在长征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展示了崇高风范。毛主席称赞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朱德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座丰碑，激励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进。

2026年7月21日

作者介绍：

水石，男，大校军衔，长期在军队总部机关、院校从事理论宣传和政治领导工作，知名党史军史研究专家和红色文化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