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传医道，生生不息——追怀楼宇烈先生

作 者：荣 兵

惊闻北京大学楼宇烈先生辞世，心绪难平，怅然无尽。

我们与楼老结缘，缘起一部记录中华医药文脉的纪录片。彼时，在文化部朱主任提议下，大家形成共识：若要做好这部片子，须有请学养深厚的国学泰斗出任总顾问。经杨向群先生引荐，我们有幸拜识楼老。听闻我们的构想，先生欣然应允，倾力支持。每当创作陷入瓶颈，我们便赴京西郊，造访先生的书房。在书山卷帙之间，楼老总是循循善诱，条分缕析，为我们答疑解惑。那一方书斋，成了我们摄制团队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2019年9月17日上午，北京饭店，《华夏医药》纪录片开机暨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素净中式上衣，身形清瘦，目光澄明，八十五岁高龄的楼宇烈先生安坐嘉宾席。主持人宣布颁发总顾问聘书时，全场目光汇聚。先生缓缓起身，双手恭接聘书，微微颔首，从容有度。一纸聘书，于他而言，并非虚衔，而是一份接续文脉、阐发医道的郑重托付。

这份缘分，远不止于开机仪式。先生欣然为纪录片题字，墨宝至今妥善收存在项目档案之中。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如何依托中医，构筑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先生语调平和，一字一句，掷地有声：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其理论与实践，承载着中华文明根本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可以唤醒国人深层的文化认同，夯实文化自信。

同席的，有余瀛鳌、黄静波、张政超诸位先生。众人依次作答，畅谈纪录片的时代价值、中医文化自信与中医药的对外传播。而楼老的发言，自成格局。他避开细碎技术层面的讨论，立足哲学本源，将中医置于中华文明宏大体系中阐释。这种“从根上说”的治学方式，正是他一贯的风格：由艺入道，追本溯源。

纪录片初拟名为《中华医药》，后定名《华夏医药》。自始至终，楼老担任总顾问，绝非挂名。这部规划三年摄制、分三季播出，总计一百五十集的大型文献纪录片，融知识性与故事性于一体。相比播出档期、集数规划，先生更为关切的，是片子能不能引导观众读懂中华文化的博大与深邃。寻常新闻稿里的一句套话，从他口中道出，自有千钧分量——因为他本人，便是这份文化信念最真诚的践行者。

先生的书斋，号为三不堂：不苟为，不刻意，不执着。

“不苟为”，取《荀子·不苟》，凡事不草率苟且，言行务求恰如其分、合乎本真；“不刻意”，源出《庄子·刻意》，主张顺任自然，不矫饰造作；“不执着”，契于佛家智慧，随缘自守，不滞于过往，不妄攀未来，安住当下。儒、道、禅三家义理，凝为三语，亦是先生一生立身治学的准则。

我们多次赴三不堂拜访，多为《华夏医药》的创作事宜。每次登门，我常带上家母亲手蒸制的山东花饽饽，松软香甜，是先生喜爱的吃食。

一次，在满架图书环绕的藤椅上，已是高年的楼老，视力衰损严重，仅一目尚可视物，思维却依旧清晰敏锐。我们向他求教：华夏医药，精髓究竟何在？他没有直接作答，转而问我：“你知道《汉书·艺文志》所言，‘方技者，皆生生之具也’吗？”

见我茫然，他徐徐阐释。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医”不单单是诊病疗疾之术，它本就是中华文明整体的“生生之学”。“生生”，肇自《周易》“生生之谓易”，又见于《汉志》。前一个“生”，是认识生命、护养生命；后一个“生”，是生命本身。合而言之，便是尊重生命、体认生命、保全生命。

窗外鸟鸣疏落，阳光穿过书架，在地面投下斑驳光影。那一刻，我真切体会：所谓“生生”，不在故纸堆的抽象辞句里，而在楼老身上。年逾九旬，依然思索、传道、接续文脉，他本身，就是“生生”精神鲜活的化身。

最令我铭感于心的，是先生对“中医”二字四层内涵的阐发。这一论断，他曾在诸多学术场合讲过，而在三不堂闲谈之际，娓娓道来，更为通透从容。在他看来，“医”连通易、毉、艺，本源一体。

“第一层含义，是‘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之‘中’。”先生伸一指，缓缓言道。传统古说里，上医的格局在治国，中医重在治人，下医才着眼于治病。中医，以完整的人为本位，而非孤立看待病征。他援引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良相治国，良医调人，其间道理，一脉相通。

“第二层，便是古籍所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他稍作停顿，继而谈及扁鹊三兄弟的典故。长兄治未病，声名不出家门；次兄治将病，闻于乡闾；扁鹊善治已病，救危起急，反倒天下闻名。由此可知，中医的要义，贵在“不治已病治未病”，追求不病，而后疗病。

“第三层。”他竖起第三指，引清代钱大昭对《汉志》的注解：“时下吴人尚曰：不服药为中医。”在古意里，中医并不等同于方药内服。他举曾国藩家书为证：治心病，以“广大”为药；治身病，以“不药”为药。“是药三分毒”，能不药而调，方合古意。

“第四层。”说到此处，先生语气郑重，“是中正平和之‘中’。和，即是真性本和，天地之气，莫大于和。中医的追求，是调摄生命，复归人身内在的中正平和。”

阐释已毕，先生默然片刻，留下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今人常简单理解中医，即“和西医相对的中国医学”。如是界定，便把这套蕴含深厚哲思的传统学问，窄化、解构了。

也正因这份思考，他长久呼吁：若有可能，宜将“中医”复称“国医”。

“我多次提出，可以改回国医。”先生说得平静，信念却笃定，“国医，界定清晰，是属于我们本民族的医学。就像民国时，国剧、国乐之称。中医，理应称为国医。”

在楼老心中，国医的存续，关联中华根本精神的存续。他曾坦言：倘若我们能够重新阐明国医理论的内在理路，理解它自成体系的合理性——不必用现代狭义“科学”标准去框定，它自有其内在的科学精神，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信念，也会随之重建。

他还有一句广为学界引述的论断：研习中国哲学、中华文脉，如果不通一点国医，容易停留在抽象概念，很难获得真切、体证式的感知。国医，是中国哲学落到世间、落到生命上的实践。

先生晚年寄语后辈，常是九字：拿得起，看得开，放得下。

“来也不由己，去也不由己。唯有把每一天过好，心安常乐，多想无益。”

而他自奉的十六字座右铭，则是：敬天法祖、守礼尽伦、知足惜福、感恩图报。 儒释道融于一身，平实素朴，却守得极稳。

2026年10月9日凌晨，楼宇烈先生于三不堂安详辞世，享年九十二岁。

噩耗传来，我翻出经年往来的访谈笔记。纸页泛黄，字迹潦草，却一字一句，记下他对“生生之学”的阐说、对国医正名的期盼。仿佛又听见，那从容舒缓的声音，犹在耳畔。

先生留下的，不只是八卷九册、二百八十余万字的《楼宇烈文集》，不止于他在中国哲学、佛学、古琴昆曲等领域的精深研究。他留给我们更珍贵的，是对中华医道一往情深的守望。

他提醒我们：国医不只是一门技艺，乃是生生之学，是认识生命、敬畏生命、养护生命的学问；它承载中国人看待天地、人我、万物的思维，承载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根本精神。

薪火已传，医道不绝。先生之言，长存天地之间。

2026年10月9日